文 / 总裁　李晨晔

气候变化这个礼物的背后，是一个结构性变化，环境治理从社会的“成本中心”转变成了“利润中心”，从车厢里面的货物，变成了推动汽车前进的引擎。

2007 年 10 月，诺贝尔委员会宣布了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和美国前副总统戈尔。 IPCC 获奖，是因为“通过过去 20 多年来发布的科学报告，在有关人类行为和全球变暖之间的联系这一问题上创造了一个更为广泛的共识”；而戈尔获奖，则因为“他或许是为了让全世界更多人了解为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所应采取措施而做得最多的一位个人”。如果对这两个叙述作一个解读，也许可以这样说， IPCC 过去 20 年的成就是为气候变化问题，提供了扎实的、令人信服的科学研究依据，而戈尔则是以政治家的身份，让更多人了解了气候变化问题和我们应该采取的行动。

诺贝尔奖的获奖公告中有这样一句话：“上世纪 80 年代，全球变暖似乎只仅仅是一个有趣的假设 ” 。 IPCC 分别于 1991 年、 1995 年、 2001 年以及 2007 年发布了四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在 2007 年公布的第四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中， IPCC 明确提出：“气候系统变暖是毋庸置疑的，目前从全球平均气温和海温升高，大范围积雪和冰融化，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的观测中可以看出气候系统变暖是明显的。”十几年时间，从假设到结论，这是 IPCC 的影响力缓慢而逐步扩大的进程，也能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认知已经逐步清晰，发生了重大转变。

然而，这个世界并非是一边倒的。就在 IPCC 公布第四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的时候，当年 3 月，一个名为《全球变暖大骗局》（ The Great Global Warming Swindle ）的电视纪录片在英国播出，影片的观点非常尖锐：“所谓人类活动带来全球变暖是一个‘大谎话'、是一个‘现代社会最大的阴谋'”。时至今日，谎话说与阴谋论依然还有很大的市场。其中的阴谋论在我们这里是另外一种逻辑。关于气候变化的典型问题是：为什么发达国家在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时候大肆指责中国的环保问题？为什么欧美国家大力要求中国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碳中和、低碳、新能源这些东西的真实意义真的在于环保吗？这些问题的指向明明白白——难到不是西方国家看中国发展对他们的威胁，共同编造出一个谎言限制我们的发展吗？

这个逻辑背后的愤怒，是“发展”与“环境”的矛盾。传统的经济学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方法是“外部性”的概念。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排出的废弃物，如果不加治理，也不被处罚，就等于在不支付成本的情况下，把治理污染和污染造成的健康问题推给了社会。而社会则要拿出本应可以用于提高大众生活水平的资金，去做污染治理；个人也要拿出本应用于消费或投资的资金和时间，去看病（其中还包括公共医疗资源的投入）。这样下去，就相当于社会和个人为企业的排污“埋单”，也就是企业本应支付成本的外部化。

外部性分析明确了环境问题的责任，同时也就明确了环境治理的责任。“谁污染、谁治理”的含义，就是企业要承担环境保护的责任，支付治理污染的成本。迄今为止的环保法规都是以此为思路设计的，大多数环保运动的出发点也是这个道理。然而，外部性分析的一个重要的隐含结论，长期以来没有多少人注意。从外部性分析出发，从“谁污染、谁治理”政策思路出发，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就成了企业的“成本中心”，要么是需要多支付的“一块成本”，要么就是没有财务回报的投资。对于社会来说，也是如此。由于没有社会性的污染治理的收入，政府所有的环境保护活动，包括垃圾运输、垃圾填埋、城市污水处理等等，都是“成本中心”，都是政府要“掏腰包”的净支出。

不仅如此，在政府决策的层面上，也多出了一个重要决策议题，就是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选择。这个选择至少在两个方向有所体现。企业的投资会给当地带来就业的机会、基础设施建设的机会和税收增加的机会，但相当一部分企业也会给当地带来污染或其他环境问题（比如修水电站）；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全球的历史表明，在面临这个选择的时候，没有什么人会“选错”——让企业进来，把项目做起来。另一个方向比较新，也不大容易让局外人看到，就是在政府安排投资项目的时候，环境项目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以往的历史或许会再次表明，也不会有人“安排错”——环境项目一定是排在地铁、道路、机场等等“地标性”项目的后面。

以“成本中心”为核心的环境问题，于是就在道德和情感上逐步演绎出冲突和矛盾的结构，而焦点也就一直是企业和政府——包括“阴谋论”中心的西方企业和西方政府。在企业是生存、盈利与排污之间的选择，对于政府是发展与污染的选择；在企业内部，是环境专家与运营部门的矛盾，在政府内部，则是环境部门与其它部门的矛盾。对于环保组织来说，也就成为企业和政府领导人的道德选择。对于众多的消费者来说，环保似乎是“他们（政府和企业）的事”。在这个结构背景之下，做环境保护自然就会是一个挑战巨大、压力巨大的工作，过去二十年环境运动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一位知名环保组织的领导人说：过去十几年，做环保是“黑暗中孤独的呐喊”。

从这个意义上看，“阴谋论”是这种矛盾的扩大和放大，这也体现在“阴谋论”的逻辑之中——降低二氧化碳排放会为中国的发展带来“增加”的成本，将会阻碍中国未来的发展，这也正是西方政客和企业的目的。更深层的问题或许应该是，“如果社会依然把环境保护‘外部化'，依然是‘成本'，社会的选择是否真能摆脱‘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过程”？问题是，我们是否有机会、有方法、也有能力改变这个结构。

气候变化也许是一次机会。第一次看到“气候变化是一个礼物”，是在读彼得·圣吉的新著《必要的革命》的时候。圣吉在这部书中谈了气候变化给人类带来的挑战，也探讨了气候变化给人类带来的机遇，更用大量的案例说明我们有可能通过“跨界合作”，创造一种新的社会结构。

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新角度之一就是，气候变化不可以“外部化”。大气是全球共享的资源，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后果也是全球化的后果。从个人到企业再到国家，都不可能再把这个问题推给其他人了。这个问题是每个个体的责任，也是人类共同的责任。瑞典是全球“低碳”发展的领先国家，这个国家平均每户每年的碳排放（ 15000 磅）是美国平均每户每年碳排放（ 55000 磅）的 27.3% 。瑞典几年前就宣布，到 2020 年完全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但是，瑞典不可能独立解决气候变化的问题：如果美国拒绝采取行动，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瑞典不管做出多少努力，照样还要去应付气候变化的后果——比如，海平面升高强加给斯德哥尔摩这个海滨城市的灾难。正像圣吉在《必要的革命》中提到的，当这个世界刚刚迈入全球化的门槛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真正的全球化的挑战。

二氧化碳排放是气候变化的“罪魁”，因而二氧化碳排放的降低幅度也就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心议题。今年 6 月 26 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旨在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减少美对外国石油依赖的《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法案中确定的目标是：在 2020 年以前，美国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在 2005 年的基础上减少 17 ％，至 2050 年时减少 80 ％以上。英国电信（ BT ）在 2008 年 9 月 28 日宣布，到 2020 年将其碳排放量降低 80% 。 80 ％是气候变化应对行动中的一个重要的指标性数字，许多政府和企业都参照这个数字做出了相对应的承诺。其背后的含义是，如果到某个时间点，全球各国不能将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降低 80% ，气候变化就可能导致不可逆转的灾难性后果。目前最为激进的提法是在未来二十年内，将全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降低 80% ，也就因此称为“ 20/80 挑战”。

在一定的时间框架中确定二氧化碳的减排目标，给个人与组织带来了的是巨大的压力。只要对这个问题稍有关注，就可以感受到这个是一个事关经济、社会和资源发展的巨大的系统，牵涉到我们生活中的每个细节。如果是在“成本中心”的思维框架之内思考，几乎可以让人喘不过气来。然而，这恰恰是气候变化和气候变化的应对，为我们带来的另一个新的角度——让我们开始从系统的角度思考气候变化问题，让我们能够在二十年、三十年、甚至五十年的时间框架中看待发展的问题，让我们从长期目标出发，从协作出发，制定策略，安排行动。

据统计，目前中国人均用电量是美国的人均用电量的 19% ，日本的 32% ，德国的 36% 。如果我们的发展目标是在本世纪中期达到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那么按照这个数字对比（假设所有国家都保持目前的能源结构和能源消费水平），与美国相比，我们的发电量还要提高四倍（目前装机容量已经达到八亿千瓦），才能满足需要。

然而，根据绿色和平组织最近发布的一个报告，“ 2008 年，中国排名前三的发电集团的二氧化碳排放总和，已经超过了同年英国全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水平。这个报告也指出，从 2006 年到 2009 年上半年，中国累计关停的小火电装机达到了 5407 万千瓦，相当于整个澳大利亚的装机容量。通过此举，中国每年可以减少 1.1 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

这两组数据（以及与此类似的数据），常常被中外专家用来讨论中国的气候变化的“危机”（绿色和平组织报告的分析和建议也是这个方向）。但是，这类讨论往往忽略了一个简单的结论：与美国相比，中国有 80% 的电厂还没有建！这也就是巨大的“危机”之中蕴藏的巨大“机会”的一面。

如果中国在未来四十年，逐步探索、开发、采用新技术，中国就有可能大幅度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就像关停小火电那样）。更重要的是，如果这 80% （虽然由于节能减排，实际数字可能比 80% 要低许多）的电厂以及相关的输电、配电设备（包括智能电网）占了未来全球需要进行电力建设的相当大的部分的话（不是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很低），中国未来就有可能成为新一代能源技术的发展中心（就像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成为了全球互联网的发展中心），成为绿色技术在全球最大的市场之一，同时也成为绿色技术最大的研发和生产中心之一。

以此类推，中国还有多少房子没有盖呢？中国还有多少铁路没有修呢？中国还有多少汽车没有造呢？中国还有多少新型的垃圾处理站没有建设呢（目前还不知道是什么）？四十年不是很长的时间，但是如果把它与中国刚刚经历过的三十年的发展过程相比，就是人类在过去几百年少有的发展时空。如果有谁在十五年前预测，中国在移动通信的制造、运营和消费上会成为全球最大市场，一定会让中外的有识之士笑掉大牙。但是，这就是今天的现实。如果有人在十五年前预测，中国会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也一定被看作“热昏了头”。但这也就是刚刚发生的事件。我们能够在过去三十年，在物质上成就了“从无到有”；为什么我们就没有可能在未来的四十年中，在绿色经济上成就“从无到有”呢？从这个角度看，气候变化不就是个礼物吗？

气候变化的这个礼物的背后，是一个可能很快会到来的结构性变化，在“无法外部化”的框架下，在明确的指标的压力下，环境治理从社会的“成本中心”转变成了“利润中心”和“发展中心”，从车厢里面的货物，变成了推动汽车前进的引擎。

这对于企业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环境保护从“成本中心”向“利润中心”转变，就意味着环境保护成了未来“最大的生意”，或者说是每一个生意都必须是从环境出发的生意。同时也意味着企业的发展机会和发展风险的巨大变化——现有的技术、产品、服务和产业模式或许要做重大的调整，某些产品、服务和产业模式也许甚至会在未来的十几年到几十年中消失，而新的技术、服务和产业模式需要重新探索。然而，这也就是企业在这个变革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因为从“成本中心”转变为“利润中心”，最终会也一定要落实和体现在“绿色企业”的成功和成就之上。

关于气候变化是否是“真命题”、“真科学”的争论应该还会持续下去。《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虽然已获通过，但是， 219 票对 212 票的微弱多数还是让全世界看到这个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深刻的分歧。与之对应的是，中国总理温家宝在 8 月 12 日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的中心是应对气候变化。从会议新闻稿中我们看到了一个重要的判断，“气候变化既是环境问题，又是发展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问题。”

（原载于 2009 年 10 月《新智囊》）